忆湘鄂边风暴（贺 龙）
忆湘鄂边风暴（贺 龙）
在石首焦山河会议以后，我们于 1928年2月底到湘鄂边去。途经连云溪、毛草街、张家湾等地，那里都住满了敌人。我们绕过他们，到了澧县境内，在一个村子里搞饭吃，留一个人在外面放哨。来了二三十个敌人抓鸡，我以为是来抓我们的，跑出去一看，敌人一个排长立正向我敬礼，原来他是我以前的一个部下。我问他干什么，他双脚立正，规规矩矩地回答说："报告镇守使（大革命之前，我当过湖南澧州镇守使），我们来搞点东西。"我说："我就住在这里，你们给我放哨，要保证我的安全。"这个排长恭恭敬敬地执行了。我们在他们的警戒之下，安安稳稳地吃好了饭，睡足了觉。到了湖南石门后，住在张海涛家里。本来准备会合石门党组织，此时才知道，石门党组织已经分裂了，一部分坚定分子继续革命，一部分动摇分子投敌叛变了。石门军事部长罗效之带部队投降了国民党，后来搞了1000多人，同我们斗争了10多年，最后在湖南常德被国民党搞掉了，这是叛徒的下场。剩下的少数武装部队由曾庆轩同志带领，在石门南乡坚持斗争。我们由石门过东洋关，到了兹利的江垩，次日又到了竹叶坪。我们住在钟镇吾家，钟劝我回桑植时不要过空壳树，因为陈策勋住在那里，并且派了队伍拦截。我们便绕路经麦里坪回我的家乡﹣﹣洪家关。在我到洪家关之前，我家里的亲戚、朋友和旧部下王炳南、刘玉阶、李青云、钟镇吾、谷志龙及我姐姐贺英等几十股武装正在打仗，自相火拚。我来后，他们还彼此不信任，实弹持枪。我说："你们退下子弹，再不许打，都跟我干革命！"周逸群同志也向他们作宣传。他们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愿意跟我们干。这样，共3000余，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接着进桑植城，成立桑植县委，以李良耀为书记，打土豪，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成立苏维埃政权。
当时我们是有方针的：第一成立县委，发展组织；第二整编队伍。这两样都抓得很紧。此时，我的旧友王文轩来信要我去湖北鹤峰县走马坪会朱华生，搞了几千元钱和粮食。周逸群、贺锦斋留在桑植县。结果敌四十三军的龙毓仁旅来攻，在梨树垩、洪家关、苦竹坪等地打了三仗。我军由于刚刚集中，未来得及整理，所以没有打好，失败了。我和周逸群同志被敌人隔开，失去了联系。周逸群同志被迫转往石首、沔阳、江陵等地农村发动群众，搞武装斗争。他后来就在那里工作了，一直搞得很好。我从走马坪回来，会到贺锦斋、张一鸣、李良耀同志，经过商量，即往桑植、鹤峰边界的红土坪一带，收集失散的部队，集中了三四百人，重新整理了队伍。当时部队上有些同志还骄傲自满，又受家族一条线的牵扯，很不利于我们武装斗争的坚持和发展。我对他们说："要干就好好干，不干就走！"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才挽救了局面。
桑植第一次失败，封建思想是主要原因。家族、亲戚、旧部下都是我个人号召来的，部队没有党的组织，不明白党的政策，不知道为谁打仗，很多人认为是给我一个人干的，想跟我升官发财。部队里若有党的组织和教育，有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就打不垮了。我们领导干部虽是共产党员，也代表了党，但很缺乏经验，部队中又缺乏骨干，因此经不起风波。
经过整顿，队伍就在桑植鹤峰边界一带活动。6月间敌龙毓仁部从桑植西撤，我带领部队在小埠头截住他的后卫部队，击毙敌参谋长张策，歼敌1个连，缴获了不少枪枝和辎重。按当时的环境，本来可以重新夺取桑植县城的，但因部队分散，不能迅速集中，所以没有占领县城。但打了这一个胜仗，对部队鼓舞很大，一些原来失散的部队又陆续回来了，还有我的旧部下文南浦等带着队伍来参加红军。后来贺桂如、贺佩卿也带着队伍来了，使工农革命军又扩大到1500余人，然后队伍就到达桑植县内继续休整。此时，湘西特委派陈协平同志带来了湖南省委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在红军中成立党的湘西前敌委员会，以管辖红军和红军所在地区地方党的工作。前委由我、陈协平、李良耀、贺锦斋、张一鸣等同志组成、我任书记。同时召开了大会，将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我任军长，黄鳌同志任参谋长，下属第一师约七八百人，由贺锦斋任师长，张一鸣任党代表。此外还有文南浦、贺桂如、贺佩卿等人率领的几个支队、大队，约700人。从此我们的武装又出现了新的面貌。
红四军成立时，前委做了决定。我记得内容有：（一）将原有的部队逐步进行彻底的改造，加紧下级干部和士兵的训练工作，同时吸收进步士兵为党的中坚分子；（二）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发动广大农民起来斗争；（三）红军滞留在桑植，政治影响太小，待子弹补充稍足时，必须进至石门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同时向常德取包围形势。在上述原则指导下，各级同志都行动起来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士兵党员同志发展到40人以上，一般士兵对土地革命的意义也有相当的了解，各种宣传标语布告遍布桑植县的内半县。
党的工作虽然有了起色，但不良倾向仍然存在。红军宣传队张贴的标语和布告，有的同志竟公开撕毁，表示反对，对士兵高呼口号，并发表了许多违反党的政策的意见。一部分军官只愿拉队伍打土豪，捉肥猪，满足于有肉吃，不愿意做艰苦的工作、发动群众搞暴动，个别的甚至蓄意拖枪潜逃。我们对这些错误言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以达到教育的目的。对有的干部作了留党察看、撤销职务的处分，以后这些同志都改正了错误。为了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党的威信，大队以上都设有党代表，和军官一同工作。此时，虽然桑植农民斗争的情绪同湘西各县相比最为高涨，但因家族观念非常浓厚，过去没有一点组织和教育，受豪绅、土匪的压迫又最厉害，一点不敢反抗，所以不容易被发动起来参加斗争，加上党的组织一点基础也没有，单靠外来的同志对农民宣传很不够，因此，桑植的农民运动竟然没有做好。
7月初，湘西特委通告我们南下牵制敌十四军向湘东红军的进攻，为此我们决定南下到石门西北乡去发动群众搞暴动，拖住敌人。但在红军开动时，有人企图拖枪潜逃，前委为了严申铁的纪律，决定将拖枪潜逃的最坏的首要分子执行枪决。此后官兵知道军纪是不可违抗的。至8月中旬，红军才进到石门西北乡的中心区城﹣﹣磨岗隘。
在此之前，石门党的组织曾在南乡组织农民暴动，开展武装斗争，并在湘西特委的领导下，建立了以太浮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但在强大的敌人的围攻下失败了，党的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红军到达石门境内，前委即与石门西北委的负责人曾庆轩、谭苏、吴协仲、郭天民等同志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决定：（一）以磨岗隘区为石门西北乡暴动的中心，在磨岗隘的四周如泥沙、镇街、子良坪、皂角市、石黄厂、石门垩等处，在最短期间恢复并发展党的组织，同时公开号召农民起来暴动；（二）暴动起来之后，立即在磨岗隘建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割据西北乡，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三）同石门南乡的新安、合口等暴动区域联合起来，向石门县取包围形势，进而夺取石门县政权，尔后向桃源、常德发展。但由于西北乡同志的畏惧，群众没有很好地发动起来，结果只在磨岗隘杀了几个最反动的土豪劣绅和清乡委员，并没收他们的财产，做了几天较大的宣传工作，其余决定没有能够实现。
石门西北乡的暴动既不能实现，于是改变计划，决定以较有农民组织的谍阳区为红军根据地，并消灭澧县大堰档、王家厂两处的反动武装。8月22日，红军从磨岗隘出发，一昼夜行军180里，到王家厂。因为没有侦察好，加上士兵太疲劳，没有完全消灭大堰档的反动武装，只组织了王家厂的暴动，发动广大农民起来，在群众大会上表决枪毙了5个反动分子，烧毁了反动税务机关的契约。红军的严明纪律受到一般群众的称赞，这是那次暴动取得较好的一点成绩。
几天后，我们转回谍阳。师部及大队驻新开市，我同前委住曾庆轩同志家里，与师部相距七八里。因为警戒疏忽，部队又万分疲劳，加上侦察员出去没有回来，结果次日早晨敌十四军教导师李云杰部来袭击，军部和前委的同志被冲散。情况很坏，我相当危险，只身跑出来，找到了贺锦斋，军参谋长黄鳌同志牺牲了。于是我们退到泥沙，准备再组织暴动。在泥沙，我们消灭了反动团防武装，铲除了唐姓和陈姓的两家大土豪劣绅。但第二天早晨，敌李云杰和罗效之等部又偷袭我们，敌人很多，分几路包围我们，在开始接触，师长贺锦斋牺牲了，还有人打我的黑枪，企图谋杀我，部队受到很大损失，全军只剩下200多人枪，在南北墩集合，然后到鹤峰、桑植交界的堰垩等地进行整顿。
这次石门暴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到西北乡时，敌人对湘东的行动已经结束，所以能集中力量来对付我们；西北乡的党组织没有基础，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以致我们到磨岗隘后，连一个侦察员和向导都找不出来；石门党的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尚未恢复，以致暴动工作得不到党和群众很好的配合，成了一个单纯的军事行动。加上红军的力量非常单薄，战斗力很弱，原来1000多人的队伍，经过几次战斗，只剩下200余人、百余枝枪了，所以经不住敌人的压力。
石门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在政治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红军到达石门境内时，石门反动驻军非常恐慌，在瓜子峪、易家河等处，挖有很深的壕沟，以备防守。石门县内的军队，日夜不敢安宿；澧县的驻军也跑到城外过夜；澧县王家厂暴动，红军奔袭180里，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这使敌人认识到了红军的力量和英勇奋斗的精神。我们在西北乡杀土豪劣绅，在王家厂通过群众表决枪毙征收员，都取得了广大群众的同情，他们更加认识到我们党是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并愿意为之奋斗！
失败后，我们比较虚心了，也比较实际了，思想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对敌人的警惕性也提高了，特别注意严防敌人的偷袭。打土豪也不是看房子好就打了，而是搞调查，讲政策。这时也知道一些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这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决心按照朱毛建军的样式来建设红军，选好干部，建立好党支部。这一点当时我已报告过中央了。此时，我姐姐贺英给我送来许多白洋、布匹，支援红军，大大鼓舞了士气。她跟我说：你们不是有CP、CY吗，要好好整顿一下，把组织恢复起来，要好好整顿部队，兵要精，不一定在多。过去我对姐姐的话根本听不进去。现在也听了一些，对部队进行了彻底的整顿：遣散老弱和动机不纯的分子，发展党、团组织，加强基层领导骨干和严格的管理教育。经过整顿，全军剩下91人，72枝枪，共编为9个班，每个班都有党员，也有团员，组织健全起来了。整顿后人数虽然少了，但这些人觉悟较高，所以队伍很精悍。
就在这时，前委受湘西和鄂西特委的指示，湘西前委改名为湘鄂西前委，负责领导湘鄂边地方党的工作。我仍任书记，张一鸣、陈协平、李良耀、汪毅夫、罗统一等同志为委员。
正当我们遭到困难的时候，10 月间，收到了中央给我的来信，信中说：中央对你们孤军奋斗与牺牲的精神，首先表示十分的敬意。不过你们现在的实力并不很强，而你在那里的目标太大，只能引起敌人联合猛力的向你进攻，若你仍不离开，减小目标，这部分实力，恐怕终久不能保存而要被敌人消灭。中央现在很希望你来中央工作，务望接信后，立即在你们那里选出一位在群众中有马列主义信仰、有指挥能力的同志代替你的工作。中央还可以立即派一个军事干部来担任参谋，帮助计划工作。你即刻起程前来中央是为主要的。
中央来信指出：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已经召开了。六大对中国革命运动现时的形势和党的总政治路线，都有明确的新的估计和规定。大会指出，中国革命高潮已经过去，现时革命高潮没有到来，不过这次高潮是快要到来的。因此，党在目前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宣传武装暴动的口号，准备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时，实行武装暴动。党的军事工作，自然也不能离开这个路线。党员军事化，农民群众游击运动的准备，以及建立红军，都是党在目前的严重任务。
来信还说：你们的工作，是一种农民的游击战争。必须有组织有领导，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计划的进行。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农民斗争的口号，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打倒土豪劣绅地主，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发动更广大的农民群众到革命斗争的战线上来，特别是动员勇敢的青年参加游击队，扩大游击战争，分化民团、警察和土匪，消灭反动派的武装力量。目前你们在强大的敌人包围之下，欲图大规模的发展恐怕很困难。此时宜竭力避免与强敌作战，同时你们应极力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并注意将暴动的范围扩大到邻近的区域中去，这是你们的主要任务。
接到中央的指示信后，我们非常高兴。依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传达讨论了来信精神，感到中共六大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中央对今后怎样打仗，怎样搞斗争，如何发动群众搞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等问题，都做了明白的指示，我们的信心更足了。不过中央要我到中央去，当时我没有去。我分析过，中央这样做是对我的关心，但是，到中央去路途较远，交通十分不便。而且当时的形势并不象中央所估计的那样严重。我们从石门暴动的失败中也取得了经验教训，摸到了军队建设、党的建设、群众工作以及暴动工作的门路。部队的人数虽然比过去1000多人少了，但动摇分子走了，坚定分子留下来了，部队纯洁了。留下的这几十个人，力量不是弱，而是强了，有这些人枪，我们就可以继续跟反动派干。而且我对这一带的情况很熟悉，如果我一走，局面反而不好。我虽然艰苦一点，目标大一点，危险一点，但留下来对党对革命有利。这样我就决定不到中央去，后来我们坚持下来了。
整顿之后，红军向哪个方向行动呢？我们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形势，认为与湖北五峰党组织会合是否有把握，很难预料。只有施鹤一带的环境较好，可以做争取神兵群众的工作，比较适合红军的发展。因此，我们决定将红军带到湖北咸丰县去，以咸丰的黑洞、狗耳石等处作为红军的根据地，掩护农民起来斗争，一有相当基础，立即组织暴动，实行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施鹤一带的所谓神兵，本来是农民为反对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而形成的组织。他们的基本成份是好的，但后来受到土豪劣绅的利用，领导权逐渐落到土豪劣绅的手里。我们同他们的来往，主要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吸收下层觉悟的群众参加革命斗争。
11月底，我们到了黑洞、狗耳石。走前留下我的姐姐贺英所属的武装在毛坪、红土坪、梅坪一带坚持斗争，并派汪毅夫同志到鹤峰郭阳关地区开辟工作。不几天，施鹤部委书记杨维藩来到部队。杨是来凤人，他当了黑洞神兵王锡九的师长，已经满口皇帝腔了。他不实行党的暴动政策，只听王锡九的，以谋个人的生存，一切工作都充分表现出机会主义的色彩，以致施鹤部委没有一个县委的组织，过去的组织都与部委脱离关系了。部委也没有做群众工作，替群众解除痛苦。由于杨维藩对神兵只搞安抚利用，不搞教育和斗争，加上敌团防力量较大，又增加了一营清乡军队，这时如果红军还在此地逗留，必然受反动神兵的包围。于是我们决定寻找新的发展方向。杨维藩主张由四川柱石入黔江，当时这种主张是没有一点政治作用的。因此我们主张向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发展，这一主张得到了多数同志的同意。
12月间，我们向湖北利川县行动，在汪家营将豪绅神兵头子李长青（铁拐李）解决了，并得了步枪20 多枝，连枪 2枝，随即起程，经南平进入四川的北洋坝和川鄂交界的板桥，准备举行暴动。进至湖北建始县的梭布垩时，从商人口中得知施南的马文清部张团倒戈，建始县城只有团防百余人枪，便决定放弃板桥的暴动，袭取建始县城。那天晚上起程向建始县进攻，因没有侦察和向导，次日上午8时才与敌人接触。敌团防战斗力非常薄弱，仅 30分钟，红军就占领了县城，杀死反动县长陆祖质，缴获步枪、手枪百余枝。几天后，红军离开建始县，向郭阳关行动。走时将县公署的一切文件税契全部烧毁，发了告别工农贫民书，宣传党的暴动政策和没收地主财产的意义，贫苦群众都表示热烈的同情。途中抵达城南的崔家霸，相机解决当地的团防。这里是恩鹤地区著名的市场，因赶集群众太多，不便开枪射击。只夺得1枝枪、数匹马，没收反动豪绅的数百元财产，捉到施鹤所属禁烟副主任和利川禁烟局长张杰三，翌日处决。途中经五花寨，地势最为险要，而且团丁早已分头守卡，红军仍然冒险冲过，并缴获敌人枪枝数十件。尽管敌人在沿途设置许多关卡，我们仍然闯过来了。
12月31日，红军进到郭阳关。此时，汪毅夫同志已经与在这里工作的陈宗瑜同志带领的一支农民武装取得了联系，并在郭阳关附近组织了一批伐木工人。这两部分共300余人，编入了红军，大大充实了红四军的战斗力。接着红军开始进攻鹤峰城。首先在关卡极其险要的观音坡与田少孟的常练队接触。我军先头部队将敌三面包围，经过1 小时激战，击溃敌百余人，反动县长唐耀庭逃走，我军缴获百余枝汉阳造好枪，鹤峰城遂为我军所得。
我们原来打算早些离开鹤峰，但当时徐锡于同志回来报告，冯、阎、蒋、桂诸军阀已经冲突，武汉也在打仗，敌马文德部已从鹤峰向宜昌开拔，便决定再在鹤峰驻扎。打听到唐耀庭带着残余的团防退守鹤峰的太平镇，我们便派出一部分部队到太平镇，而敌人又退到卒洞湾了。我军乘胜进攻卒洞湾，全歼了团防，杀死了唐耀庭和典狱官闵某，活捉田少孟及数名县署的贪官污吏，缴获了部分枪枝弹药。
肃清了团防，红军仍回鹤峰，立即开始建立根据地的工作。1929年1月13日，在鹤峰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鹤峰县委和苏维埃政府，选出了汪毅夫、陈宗瑜等7人为工农兵代表，公布了"苏维埃政纲"、"耕田农有法令"，取消苛捐杂税以及焚烧地主田契文约的法令。接着，前委又深入发动群众，捉拿反动分子，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和财产。鹤峰苏区很快发展到东至白果坪、西至毛坝、南达昌坪、北到红土溪的广大农村。至此，湘鄂边的土地革命运动又高涨起来了。
